二月河：父亲和我

我总有一个感觉，我做事的胆气和豪劲是母亲给的，而脑力和智慧则受赐于父亲。他的虑事之细，洞察世情之密，审时之精，度势之明——回忆起来，我这一生见到的高人多了去，很少有人能在这上头比到他的。

有人批评《西游记》，说孙悟空在遇到困难时，首先想到观世音，依靠母亲的力量来除妖降魔，解决问题；倘一呼一吸性命危殆之际，而观音也有力量不够时，他就会请“父亲”如来出面力挽狂澜。某一刹那，我也会用悟空来自况。

父亲是这样的“力度”：

他站在世界地图两米开外，你用手指指任何一个部位，他立刻便侃侃而言：这是某某地域的国家，国名是某某，人口若干，面积几何，意识形态是甚，当今领袖是谁，经济主脉，气候条件……他不是给你背诵，而是——说家常那样地讲解，很随意地信手拈来，无一滞碍。这一条我们兄妹都抽冷子出题测试过，他竟没有一次稍有犹豫——现在的外交部有没有这样的人，我都有点不能肯定。

1942年，反扫荡最艰苦残酷的时期。他是昔西一区政委，也就是区委书记。父亲说他们当时人最少时仅有三人。在与敌周旋数年之后，重建了根据地，反将日寇伪皇协军困在马场，直到1945年形势翻转，当然有分区、有县委，也有群众共同的领导参与，但父亲在这样的形势下与敌周旋，没有智慧恐怕不行。

1947年随刘邓大军南下，父亲留在河南栾川县做对敌工作，收编散落武装——说白了就是剿匪，收编残匪，支援大军南下。父亲告诉我“形势极其恶劣凶险。土匪不但在城外有大批武装，城内的奸细也多如牛毛，战斗力也很强。”就这样，他在进驻时仅有七人，“整整拉出一个团来。经过忆苦诉恶，建立党组织，清除内奸，这支队伍打到广西，无一人离队逃亡。我为此受过黄镇的表扬。”这当然也是各方综合力量的工作结果，但父亲是主要人物之一。有一年，栾川他的一位老部下到南阳来探望，说起当时队伍中内奸密谋暗杀我父亲、反水投匪的事，历历如在目前。我问父亲：“有没有这回事？”他说：“这种事多了。这一伙原本就是土匪，他们投共，土匪也是不容他的。他们商量杀我之后，用血衣为证，回归土匪队伍。”在这样的环境中，能全身出入，工作成就斐然，我以为脑筋必须绝对够用。

在他眼里，我认为是“没有小事”在物上说，除了钱，什么都是大事。在人上头，除了相貌，别的都很重要，最重要的则是人的政治立场和人的品格。

父亲是这样的。比如说你患个头痛脑热的感冒什么的，躺在床上睡觉。他会每隔二十分钟来看你一次。似乎有话要说，却又不说什么，绕室徘徊几遭，不言声又去了。如此几番，躺着的病人自己都有了“有罪”的感觉，坐起，吃饭了，他也就有了笑容，恢复了常态。他自己不闲着也见不得家中有闲人，大家都生龙活虎忙着去做事，人人“在外头都顺心”，他的失眠症就会大为减轻。

我写完《康熙大帝》第一卷，出书后才去见他。有这样一段对话，他说：“你出书了？好！”

“爸爸，这很艰苦，我也不知道能不能成功；没有告诉过您。”

“好。你说将来要超过我，我还以为你吹牛。”

“我在政治上还没有超过您，这是小说，这不算了不起。”

“我听过冯牧的报告，没想到你当作家。”

“冯牧是冯牧，我是我。”

“这件事意义非常大。孔子有什么？不是一部《论语》吗？”

“那不能比。”

“孔子著《春秋》，乱臣贼子惧。”

他的最后一句话，我很长时间不能明白。因为我敢肯定，没有任何乱臣贼子会惧怕我的书。

继而我的《雍正皇帝》也写出了。我又去见他，又有一番对话：

“这套书我想给武汉。”

“那就给他们。”

“河南会不高兴的，但武汉会在《当代作家》上连载，多登一次影响会大得多。”

“河南不能连载？”

“他们没有杂志。但河南出版社是给我出了头一本的。”

父亲眯缝着眼躺在椅上豁然开目说“天若有情天亦老……打过长江去，解放全中国。”

“爸爸说得好，他们就叫长江文艺出版社。”

这件事的决策内幕还有这么一段情节。

《雍正皇帝》书出后，真的开始“影响全中国”了。北京书评以“横空出世”评价了这部书，甚至有“直追《红楼梦》之说”，出版社开始扰攘我的家门，访问拜会的人也是与日俱增，冷落了多年的父亲，走到哪里，都会有人指点：“看——那就是《康熙大帝》他爸！”年节之中，他也成了地方长官和首长的重点看望对象。这时，父亲又一句冒了出来，是西晋竹林七贤中的阮籍说的：“世无英雄，遂使竖子成名。”

这个时候，全国取消了成分，地富反坏一风吹，都成了人民，父亲以手加额又一句：“邓小平，千古一人。”

我真正“认得”父亲，是在1953年之后了。我幼儿时期父亲在陕州军分区。那时，母亲是在陕县公安局。父母亲同在一城，工作单位距离不到我上学路程一半，每星期可能只有一次见面（我说“可能”是因为我不怎么记得他和母亲在一处），吃住都不在一起，各干各的工作。这在今天似乎有点不可思议，但却是那时的普遍现象。

后来，陕州军分区撤销，并入洛阳军分区。父亲就调到了洛阳。我去过父亲工作的陕州军分区。父亲是个讲吃不讲穿的，这是我到洛阳对他的第一印象。我长期跟着母亲，几乎不怎么见到他。母亲在栾川，父亲见到我，他对我很温和。但我觉得他是“外人”坚决不允许他“上我们的床”——这事直到他年老，提起来还笑不可遏。我真正“确认”他是“爸爸”也是到洛阳之后。因为母亲到洛阳比他迟，住房、上学这些事务没有安排好，我曾跟随父亲在洛阳军分区住过一年多。他在我心目中的地位提升起来，慢慢地想到：“他比妈还重要。”

他和我第一次谈话就是说吃的问题：“孩子，只有吃进肚子里的东西，才真正是你的，别的一切都要扔掉。你要学薛仁贵，顿餐斗米，才会有力气做事。”

“我们不要奢侈，其实我们也奢侈不起来。不管好歹，一定要吃饱，人的高下不在衣装上比。”

“你将来可能会遇到各种场合，见到各种人物。不管是谁，再大的官，一道吃饭不要空着肚子忍。”

这些话当时不完全懂，但我觉得他的话比妈妈新鲜，有劲。事实上，我终生都在按他的这一指示做着。田永清将军在我的《二月河语》中点明我的“不修边幅”，实际上我真的从来没有考虑过“应该怎么穿得好看点”——没有这个思路。

他的话是说对了。我参军之后，做的是最重的体力活，刨煤——煤矿掘井一年，又打坑道掘井五年。这是公认最耗体力的活，我都扛过来了，而且还有精力读大量的书。倘是个小白脸、阔公子，恐怕不能。我这里可以举一例：我参军后第一次到北京，是送稿子去的，在王府井“湘蜀饭店”吃饭，我点了一个拼盘（鸡肉、香肠之类），一盘拌黄瓜，一盘炒鸡蛋，一盘豆腐条，四个“垫菜”，再有一升啤酒，主饭是一斤二两粮票的水饺，那盘子足有一尺来长，垛得高高满满的，独我一人大吃大嚼，旁边的服务员（那时不兴叫小姐)看得目瞪口呆，都笑，我说：“你们笑什么？看看我的饭单，还有一碗鸡蛋西红柿汤呢！”我初从煤井上来，调入机关工作，有一次吃馒头，吃得周围的人都停住了看我，同事给我端来一大盘子：“你到底能吃多少，今天测验你一下。”结果是，二两半的大个馒头八个半，外加三大碗蘑菇炖肉。但我能吃也能熬。我在部队总后，一次几百人的现场会议，会务材料及简报工作就是我自个。熬了六天五夜没合眼，接着睡一夜，第二天照常上班，晚上再打扑克、看书……

没有这样的吃法，当时没有力气精力读书，后来也没有体力写书——你写书，本来就睡不好，再营养不良，你不完蛋谁完蛋。

吃的副作用也有：我五十岁之后得了糖尿病。我总结起来看，这个病是职业造就：又吃又坐，运动少成了毛病。

我的围棋也是父亲教的。我十三岁那年到南阳，他教会了我，我妹妹凌建华、凌卫萍也都学会了，这上头我们都没有什么发展，终老也就是个业余初段吧……今年，我妹妹带了王冠军八段来找我求字，我写了“棋道即天道，人间第一趣”给他，这玩意没有高手指点很难成器，但它练脑子，增强智力确乎无疑，棋类里头，它的趣味个性也罕有其匹。

父亲更多的是下象棋。他的棋盘上写的不是“楚河汉界”，一边四个字，“不要生气”一边又四个字，“再来一盘”。

父亲和母亲不同的，他除了吃饭，晚上睡觉的事，别的一概不问。母亲一向管着的事，比如洗澡、理发、换衣服、上学、功课等一向“烦死人的事”在洛阳军分区一下子全蒸发掉了，突然没有了。

洛阳军分区是个基督大教堂改建的，离洛阳车站（现洛阳东站)约可三百米左右。母亲在陕县，父亲敢于放手让我独自坐火车两地往来，年纪小，也不买票，我就在车厢里穿来穿去玩，连列车员都认得了我。

最妙的是军分区还有个图书室，三间房大小，图书占满了两三排柜子，大架子上还有旁边的报刊架上散乱地摆放着一堆堆、一摞摞的杂志、报纸、小人书之类。这实在是在陕县、在栾川都梦想不到的好地方，也不知道世界上还有专门让人读书的地方。我当时在洛阳铁路小学读书，“正经功课”作业做完，业余时间几乎全都是在这个图书室里。这还是《西游记》那件事引发出的兴趣，我觉得比所有的“玩”都有意思，但我“水平”也还只能看“连环画”《表》、《孙悟空三盗芭蕉扇》、《真假西天》、《哪吒闹海》、《薛仁贵征东》、《御猫展昭》……也能寻出一些严肃名著来，却都忆不出名字来了。至今记得一些片段句子“她闭着眼向他开了一枪……”谁打的谁，好像是情人生死之恨？什么书呢？记不得了。另一些书比如镇压反革命的宣传册子，还有反胡风的小画册，也都没有漏过我的眼睛；也有一些是宣传共产主义的画册，说得极其美好，有一次吃饭时我问父亲：“爸爸，共产主义到底是什么样子？”他指了指碗：“你看，我们有米，还有鸡蛋，这就是共产主义。”

不知怎的，我有点失望。

父亲到垂暮之年，始终能吃能喝，他的病是两种：便秘和失眠，用的药是三种：舒乐安定、松果体素、排毒养颜胶囊。

可以这样说，他终生都是孤独的，我不记得他有任何一位“莫逆”之交。他对所有人都一样：客气、冷漠、善待、关心。但绝不和人套近乎，谈起所有的人，和他昔年的战友，他总是能说出这人大堆的战功、优点、成就。我的记忆中，从领袖、领导到战友，他没有说过任何人的缺点，但我也没有看到他的那些战友私下与他过从甚密。就这一条，我觉得他深邃、宽容，也觉到了他头上那片乌云浓重的密度。“文革”期间他己离休在家，但外访调查历史事件的人还是不少，有一次昔阳县的造反派来，是调查一个“当权派”的问：“你认识吗？”

“认识。”

“当时你在哪里？”

“我在一区。”

“XXX和你在一个区吗？”

“不在。他在X区。”

“他被俘的事你知道吗？”

“知道。”

“他有没有变节或失节的行为？’

“就我所知，没有。”

“他自己承认他出卖了你，他供出了你的名字。”

“年轻人，”父亲盯着他们说，“要知道，我当时是区委书记，不但群众都知道，连敌人也都知道，是公开的身份，这怎么能算出卖？”

那年头，是可以一言兴邦，一言丧邦的岁月，来找他“外调”的人络绎不绝，各路人马无不扫兴而归。

但我仔细想，这并非纯然因了父亲仁厚，因为自身挨整甚多，不愿别人饮此苦酒；而是他的整个“政治智慧”的原则，在周遭密布荆棘的环境下，本能生出的防卫术。倒顺利通过三反五反、反右、四清、社教，尽管“上头”始终没有重用他，但也只能对他留而存疑。

1955年授军衔，他是少校，这个象征荣誉和地位的军衔按他的“准团级”定，也还算公道。但是，到此为止，直到军衔取消，他就像一个图钉在墙上按死了的旧挂历，一直是“1955年”与他相比有我的舅舅。舅舅在栾川县时，曾是他的警卫员，授衔时是上尉，继而大尉，再继而和他一样：少校。父亲在外头，在家里从来没有一句话，只是说：“组织上己经很照顾我了。”他心里怎样想的，我就不知道了。

有一次，县委让书记、书记处书记等，汇报产量，别人都七千斤、八千斤胡扯八道，父亲老实回答“我见到的每亩是三百斤。这是好地，赖地打不到三百斤。”县委书记没有点他的名，说“看来我们有些老同志，思想还跟不上形势呐！”这事是他回家告诉母亲我听到的。

“今天我受了批评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我说一亩地产三百斤。”

“人家十万斤都报了。”

“我见到的是三百斤。”

一阵沉默后母亲说：“你不能进步，这也是原因。”

“你不能进步，不也是这个原因？”

“我受你的牵连。胆子太小了。”

我们这个家族，“胆小”似乎是个特征，谁也不曾豪迈过。我曾在邯郸大姑姑家住过一段日子，姑姑的情况比父亲还要糟一点。她的外孙在外头和别的孩子吵架，邻居一手拉着孩子，铁青着脸踹门进来，姑姑笑脸相迎，那人对全家人视而不见，理都不理，指着外孙的鼻子猛训一顿仰着脸拂袖而去，姑姑则在屋里流着泪打外孙，逼着外孙去“给人家道歉”，小外孙委屈申辩哽咽不能成语，在家跺着脚号陶大哭。这人后来我知道是姑父一手提拔上来的，平日是“亲信”。一旦听到哪个厕所里“有反标（反动标语）公安局正在调查”，姑姑就会吓得脸色苍白：严令“都不许出去，不许打听这事！”——回思我们的祖训“退一步想”一家人真是退到了死胡同的墙角里。“夫然后行”——不是歧路难择，而是没有路可走。

父亲胆小。但他在日本人眼里不是这样。1945年日寇投降，缴获的日伪文件中有这样的话“近在我铁臂合围中，王兰亭、凌尔文等人率数十土寇，西犯马坊，甚为猖獗。”有一位受过伤的战友说他：“你命大，打这么多年仗，没有受过伤。”父亲笑答：“只差一厘米。打安阳时，一颗子弹从我的脖颈子平穿过去，一件棉袄撕成两半。”我问过父亲：“打仗时你怕过没有？”父亲说：人的命天注定。开战之前心里也有点紧张。我到战士中间，听他们说笑话，和他们唱歌，一会儿就什么都没有了。”还是在昔西，有一次敌人搜山，他伏在草丛中，搜山的伪军拨开草，他忽地站起身来吼“你他妈活够了！”吓得敌人弃枪逃走。

他确实胆小，是自己人吓破了他的胆，自己人整自己人，这就是“运动”。我的记忆，每次运动结束，必演的一出戏叫《三岔口》，干部们都来看，意谓“黑打”自己人打自己人，误会，一笑了之。但父亲却笑不出来，因为现实生活毕竟不是戏，那打起来，是真的往死里揍。如果在战犯管理所演这样的戏，也许差近事实。

这绝对是命运的捉弄，父亲的大半生都生活在一种有毒的氛围中。爷爷因“他兄弟参加革命”被划为富农。他在革命队伍中又因为爷爷“是富农”而郁郁不得志——到底是谁牵连了谁?别说父亲，我想了半个世纪，至今摸不透其中的道理。

昔阳县的土改实行得也比较早，父亲是土改中转业参军的，为的是能给爷爷挣一个“军属”的身份——在此之前是抗战，爷爷奶奶享受“双抗属”的待遇。抗战结束，抗属待遇也就自然消逝，一下子又转化为富农待遇，在此情况下，父亲决定参军。

他当时任昔西县武委会主任，县委委员。按他的资历经历，应该说这职务和他的贡献是匹当的。我现在无法全面分析当时的形势。是否这样的：昔西与昔东将要合并，他的“富农”成分肯定要影响到职务安排，爷爷在家又是那样的“待遇”——外边全国战场如火如荼正在发展，内战即将全面爆发，是可以大有作为之时。三十六计走为上，他毅然参了军。

县武委会主任，也就是今天的县武装部长，别人参军，职务高套一级的尽有，可以提到副师，一般的也能做到平调。但父亲却降了两级：副指导员，一匹马驮行李，有驳壳枪，还有一个勤务员。

但他一直对此没有任何怨言，我想，他有一种解脱出来大干一场的精神和思想，不在乎这一级、两级。也许他并不认为是家庭成分影响了他，因为他根本就没有怀疑党，也不会有“党有失误”的感觉，离开昔阳时他是勃兴奋斗的生力军。父亲曾不止一次告诉我：五五年审干前，我什么也不怕。审干，反右再审，我就做这工作，越干越怕——有些错误，不是你想不犯就不犯的，也不是你小心一点就能不犯的。人呐，脆弱，说完就完了，连事业带名声，一下子就没了。”

父亲管审干。因为他是洛阳军分区政工科长。管审干的人也有审他的，这就是运动。他有两个历史“疑点”：一是抗战时期有一天，也就是在昔西一区时，有一次他们三个人同时被敌人的“棒棒队”（伪地方维持会武装）围在一个窑洞里，敌人用火烧洞熏他们，又扔手榴弹进来炸，区里一个通信员叛变，提名道姓：“凌尔文，快出来投降皇军。”他们在窑里也喊话“中国人不打中国人。”“皇军有白面、大米！”“你们要弃暗投明，要学关公，身在曹营心在汉！”坚持到黄昏——可能是因为地处游击区，敌人也怕天黑遭伏，不言声撤退了。这一历史问题考问出来，“敌人是强大的，为什么会自动撤退？”“你们三人是不是有变节行为？”“当时是什么具体情况，能不能再说详细一点？”这被围的三人，另外两人一个后来当了副省长，一个是某县县委书记，只有父亲被钉在“图钉”上。

第二个疑点，是1946年他参军之后。当时国共谈判，与美国方面组成“三人小组”，天天扯皮摩擦。父亲曾参加（我记不清哪个战区）的这个小组，当联络员。和谈失败，“三人小组”撤出，却没有通知到他，被国民党扣押了十多天，后经小组再度索要，释放回队。他蹲过敌人的班房，回归后再蹲自己的拘押所接受考问，“你这十几天在那边干什么，谁能证明？”“你变节了没有？”“敌人和你谈了些什么，都是哪些人和你谈话？”

……如此种种，这些疑问，每一次“审干”，每一次运动，都要重新拿出来过滤一番，重新再审，年时愈久愈是记不清楚，愈是要更仔细地筛问一遍——我有点怀疑，他们其实是在满足一种变态心理需要：就是要问你一下，因为你有这个“事”，你没问题也要敲你一下！

父亲从此得了失眠症，严重的神经衰弱逼使他在邓县武装部政委的位置上离休。他晚年靠“舒乐安定”度日，我的经济条件好了之后，又增加“松果体素”，每天用量：舒乐安定九片，松果体素七粒。

干净、简朴、讲实惠。父亲过日子的思路十分简单。我十二岁那年，游洛阳司马懿陵，那其实是很高的一座山。下陵路上摔倒，门牙碰掉一颗。这是己经换过的牙，不可能再生，剩下的那颗门牙开始向牙洞方向发展，旁边的大齿也挤向牙洞，成了很宽的一条缝。不料断开了的牙不甘寂寞，又生出一朵骨花，夹在缝中挤。我年轻时自赏，相貌在中上等，这点破相让我失分不少，但这点毛病不影响说话，也不影响吃饭。有人建议，“把孩子的牙修一修吧。”父亲说：“顺其自然。这不是病，怕什么？”就这样“坚持”了下来，坚持到四十岁，那颗“新门牙”骨朵自动脱落，我己然中年，也就自然了。

我读郑渊洁的童话，里边介绍了很多杰出的父亲，我的父亲和他笔下的那些父亲相比，除了胆小，过于讲宄“政治”，其余的似乎比那些好父亲还要杰出一点。母亲是1960年瘫倒的，一瘫就连起居、走路、吃饭、脱衣全部不能自理，经过医生全力救护，一年之后才能站起来，柱着拐杖细步職着前进，每一步也就一寸左右。我亲眼见父亲每天给母亲换洗尿布，清理裤子上和床上的大便，搀着母亲散步，五年如一日这些活他都自己亲自干。母亲是个性格刚烈急躁的人，中风失语，说话不能辨。她想说什么，说不出来，又无法表达，急得竖眉立目，用拐杖连连捣地，我们子女在旁束手无策。父亲总是把耳朵凑到她口边，轻声细语请她不要着急，慢慢说，一个字一个字说……有一次侧耳半日才听清她道出两个字“上……学……”父亲告诉我们：“你妈叫你们上学去。”我们兄妹都笑：今天星期天。”母亲叹口气，无奈地摇摇头。父亲一句话做功课去吧。”我们便都凛然退下。母亲对我们严厉，但我们不怕她，因为顶多是挨顿打，那点子皮肉之苦对年少人来说，实在是毛毛雨。但父亲不一样。他从不打人，也从不说粗话骂人，也不用刻薄话损人挖苦人，每当他来教训我们，只是告诉我们，这件事你做错了，错在哪里。这也还罢了，我们怕他分析后果，每一件小事的后果他都能淋漓尽致地披露人性之恶，把后果说得令人不寒而栗，令人“后怕”，看我们听进去了，他就绝不再说，不言语在一旁抽烟。他的权威建立在他犀利简明的言谈和他的沉默上。

他从没有流过泪，爷爷病故，奶奶病故，他都没有哭。母亲病故，我和他并肩立在她的遗体旁，不知过了多久，父亲说：“她己经成了物质。我们己经尽到了责任。”

父亲教我学会了理智。许多人都知道我说过“拿起笔来老子天下第一，放下笔夹着尾巴做人”，这后一句是从他的理智衍化而来。他在革命队伍里一直都是弱者，但他从来也没有过抗争。因为任何人的理智都能明白，鸡蛋只能老老实实在篮子里呆着，别说去碰石头，掉到地板上也是不行的，弱者倘有智慧，也是可以自存的，只是你不能“计利”，不能因为受委屈去挣扎。

本文来自《文学界》（专辑版）2008年第1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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